陈毅晚年身体不堪重负万德资本，身患肠癌，长期饱受病痛的折磨。尽管身体状况极其糟糕，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依旧心系革命事业，心中充满着对人民和国家的深切关怀。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依然不忘交代工作。1972年，陈毅在与病魔顽强斗争了很久之后，终因病去世，享年71岁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陈毅在临终时特意将王震召至病床前，除了安排一系列重要的工作事务外，还特别叮嘱王震：“你那个老乡，当年差点把我枪毙，现在他还好吧？一定要确保他不受委屈。” 这番话，虽然是在弥留之际，却表现出陈毅心中依然牵挂着一些曾经的往事，关心着那些在革命岁月中结下的深厚情谊。
王震在病床前，看到陈毅因病重而极度虚弱、精神萎靡的模样，眼中充满了泪水。他紧握陈毅的手，满怀坚定地保证：“首长，请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。” 这是对陈毅的深情承诺，也是对过往革命斗争中与陈毅并肩作战的忠诚回报。那么，陈毅口中的“差点被枪毙之人”究竟是谁？为何在他临终时仍然挂念着这段往事，并嘱咐王震照顾那个人呢？
展开剩余81%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斗争的史诗，也是无数革命先烈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付出巨大牺牲的苦难史。在这段历史中，大小战斗不计其数，而其中最为艰苦的战斗之一便是三年的南方游击战。
南方三年游击战被认为是我党历史上最为艰苦的三大斗争之一。与红军的长征以及东北抗日联军的敌后作战齐名，南方游击战同样充满了艰难与困苦。在长征中，革命先烈们面临着二万五千里的艰难征程，许多英勇的战士在这漫长而困苦的道路上倒下。而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们，不仅要应对严寒的天气，更要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血打压，随时都有可能遭遇惨烈的“连坐”制裁。相比之下，南方游击战的艰苦程度并不亚于这两场战斗的苦难。
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艰难的斗争，让我们从湘赣地区的游击队情况来看。1933年，当谭余保担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时，红军的主力部队开始西征，随即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疯狂围剿。虽然当地的游击队员努力掩护大部队东征，但他们却面临着国民党军队围剿的严峻局面。国民党通过驻剿、追剿等手段，将红军与人民群众彻底隔离，失去了群众的支持，红军也失去了最大的生存资源。
游击队员们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，常常在山林中栖身数月乃至数年，生活异常艰难。有时食物极其短缺，甚至连野菜都没有。更为严峻的是，队伍中接连发生减员，士兵的士气一度跌至低谷。1935年，在虎头岭战役中，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，红军主力遭到重大损失，兵力最为匮乏时，整个湘赣地区的红军仅剩下不到50人。同年6月，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。然而，尽管困难重重，谭余保带领着仅剩的四十多名干部，在国民党的重重追捕下成功逃脱，并重新组织起了一支庞大的游击队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恢复，湘赣地区的游击队伍再度壮大，并且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，成功地给敌军带来了极大的压力。1937年，随着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，中共中央决定将南方地区的游击队统一编入新四军，为抗战提供力量。陈毅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，那就是去南方各大革命根据地，通知失联的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，接受改编。
陈毅最初并未意识到这项任务的复杂与危险，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传递信息的交通员。然而，当他到达湘赣地区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在这个地区，陈毅被误认为是投敌者，并被游击队员们绑了起来。当地的肃反委员会主任闫福华拿着一份报纸，报纸上声称“江西省共产党首领陈毅投敌”，这让游击队员产生了极大的怀疑。
多年来，国民党一直散布有关陈毅投敌的假消息，导致游击队员对陈毅充满了疑虑。在此背景下，陈毅所穿的新四军制服、他前来带领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的行为，都让这群疲惫的游击队员更加深信他已经投敌。陈毅被带到谭余保面前，开始了艰难的辩解。即便陈毅竭力解释自己并未叛变，谭余保依然不肯相信，甚至扬言要将其枪毙。
陈毅冷静地提出，若不信他的话，可以派人下山去查证。谭余保派人三天后得知，陈毅并未叛变，确实是党中央派来的特派员。经过一番误会后，谭余保深感愧疚，立刻去向陈毅请罪，而陈毅不仅没有责怪他，反而夸赞他警惕性高，这样做非常有必要。
尽管两人最终消除了误会，但这段往事并未就此结束。几年后，陈毅的部下在延安整风时提起了这一事件，尤其是联络员曹树良被误杀的事。这一事件引发了一些负面影响，并造成了陈毅与谭余保之间的隔阂。直到毛主席出面调解，王震作为中间人，三人聚餐一顿，最终消除了所有隔阂。
陈毅临终时，之所以再次叮嘱王震照顾谭余保，就是因为他担心自己死后可能会影响到谭余保的命运。尽管曾经在那段艰苦岁月中，陈毅在谭余保那里受到了不公待遇，差点丧命，但他依然没有心生怨恨，反而与谭余保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并且在临终时不忘为他着想。
陈毅老总的胸怀宽广、气度非凡，他能超越个人恩怨，以大局为重，不仅赢得了我们后人的敬佩，也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道德榜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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